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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报 >  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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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樊锦诗:
一部“敦煌现代史”

    本报记者  苏丹丹

    提起樊锦诗,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把她与敦煌莫高窟联系在一起。的确,自从1963年25岁的她分配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年逾八十的她笑起来依然透着孩童般的纯真,她说,这是因为她生活单纯、内心单纯,想的、念的只有敦煌。

    在敦煌坚守的50余年,樊锦诗一直在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努力着。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她潜心研究石窟考古,运用考古类型学、地层学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主编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获得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作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紧跟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带领团队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理念和技术,构建“数字敦煌”,有效缓解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著名学者季羡林称赞她所做的工作“功德无量”,她也被誉为“敦煌的女儿”。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樊锦诗作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成为百位改革先锋的一员。

    从“不愿再去敦煌”

    到“再也离不开”

    “我给自己算了个命,我的命就在敦煌。”樊锦诗曾开玩笑地说。据她说,中学时代,一篇关于莫高窟的历史课文打开了她认识敦煌的大门,由此她开始对考古产生了兴趣。1958年,20岁的樊锦诗凭着优异成绩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2年,即将毕业的她获得了一次到敦煌实习的机会,这让她兴奋不已,殊不知这一去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去的目的没那么纯。”樊锦诗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去敦煌的情形时说。在那个交通极其不便利的年代,她是想借着实习的机会去看看敦煌这座艺术宝库。当时,一走进洞窟她就被震撼到了:洞窟里大大小小的彩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但是洞外的现实生活却异常艰辛:气候干燥,黄沙飞扬,住的是破庙土屋,睡的是土炕,点的是油灯,喝的是咸水,吃的是她不习惯吃的饭,没有卫生设施,听不到收音机,看的是一星期前的报纸,去洞窟里做实习功课还得爬蜈蚣梯。樊锦诗因为害怕蜈蚣梯,改掉了早起喝水的习惯,这样一上午都不用上厕所。营养不良加上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了问题,她的实习也因此提前结束。走的时候,她想,但愿不要再回敦煌了。

    没想到,毕业分配那年,敦煌那边向北京大学要人,樊锦诗就在名单里。她的父亲得知后给学校写了一封要求改派的信,要樊锦诗转交。她却悄悄把信扣了下来。樊锦诗身上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人的特点——满腔热血,一心报效祖国。“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祖国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她服从分配,去了敦煌。

    在敦煌工作,樊锦诗面临的不仅是艰苦的生活条件,还需要面对家庭问题。她的丈夫彭金章当时分配到武汉大学工作,夫妻两人常年分居。当然,这也是那个年代较为普遍的现象。她与丈夫的分居生活持续了19年,随着彭金章调到敦煌才告结束。其间,樊锦诗是有机会调离敦煌的,但是她已不愿离开。

    留住东方艺术宝库 打造“数字敦煌”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古老的敦煌莫高窟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刚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不久的樊锦诗,分管保护工作。她查看洞窟,翻阅老照片,当看到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拍摄出版的《敦煌石窟图录》后,发现在一些洞窟里,同样的内容与当年的照片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的已经看不到了,有的模糊不清,她非常吃惊。她知道敦煌莫高窟已划定了保护范围、做了标志说明,也有专门保管机构,可是还没有做记录档案。樊锦诗认为要尽快做科学的记录档案,于是她就主持了做石窟档案的工作。做记录档案令她最头疼的是洞窟的照片,因为专家说这些照片和底片是无法长久保存不变的。石窟文物在缓慢地退变,如果照片也无法保存不变,怎么办?这个问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圧在她的心头。

    上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还未广泛使用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樊锦诗见到了从未见过的电脑,她感到特别兴奋。当听到电脑操作者对她说“图像数字化后存储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后,她觉得让敦煌莫高窟“容颜永驻”有门了。经过反复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渐渐明晰起来:要为敦煌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和每一身彩塑建立数字档案,通过数字档案,使敦煌莫高窟得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她的想法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持,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与国际合作,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先开始了敦煌莫高窟壁画数字化试验和研究。经过漫长的探索之路,解决了敦煌数字化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难题,终于实现了敦煌莫高窟壁画和彩塑形象准确、色彩真实、高清晰度的数字档案。

    1979年,敦煌正式对外开放,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数据显示,1984年游客10万人次,1998年20万人次,2001年突破3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次……参观人数逐年攀升,也给莫高窟的保护带来了压力。樊锦诗认为,莫高窟的保护和旅游开放都是敦煌研究院必须承担的任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莫高窟绝不能因旅游而被破坏,游客也不能因莫高窟要保护而被拒之门外。具体怎么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呢?这个问题让她犯了难。

    敦煌研究院曾做过科学测算,莫高窟的日最大游客承载量是3000人次,而到旅游旺季的参观人数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樊锦诗算了一笔账:即使一天3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12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停留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长达16小时。这样的开放是无法做到的。此外,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将大大加速脆弱的壁画和彩塑的退变。2003年以来,为了解决保护和旅游开放的矛盾,既满足游客观赏体验,又保证文物安全,经过反复思考,樊锦诗提议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策划利用敦煌数字资源,制作播映敦煌艺术数字电影。这样能让敦煌艺术走出洞窟去展示,可以充分扩大参观空间。为此,她还设计了“数字电影+实地洞窟”预约参观的开放管理新模式。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自2014年落成以来,播映的敦煌艺术数字电影和实施预约参观开放管理新模式,既满足了游客参观的需求,得到了游客的认可,又有效缓解了莫高窟洞窟开放的压力,实现了保护和利用的双赢。

    在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利用上,樊锦诗遇到过许多棘手的问题。1998年,60岁的她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就有相关部门提出将莫高窟捆绑上市,这让樊锦诗着了急,她寝食难安。为此,她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反复说明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樊锦诗说:“文物保护和利用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要是弄不好,把这份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最后,在她的坚持下,“莫高窟捆绑上市”风波得以平息。

    一生守望 无愧敦煌

    樊锦诗见证了敦煌的许多重要时刻,有人说,她的一生就是一部“敦煌现代史”。如今的樊锦诗获得了很多荣誉,但她说:“我只是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这些荣誉不是给我的,我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更是给敦煌研究院和我的前辈、同仁的。”

    西北大漠的风沙吹硬了樊锦诗的吴侬软语,也在她的脸上留下了道道印痕,却从没改变她坚守敦煌的那颗心。随着樊锦诗在业界越来越有名气,很多媒体慕名前来采访报道,她总是拒绝。即使接受采访,她会说:“我就做了那些事,没什么好多说的,要说就说敦煌吧。”每每讲起敦煌,她就会是另一番神态,兴奋得手舞足蹈,眼里透着光亮。她常常讲起敦煌前人的故事,讲起前两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和段文杰是如何舍弃了优越条件,钻进漆黑的洞窟一心一意做研究,而且一做就是一辈子。对于自己的不易,樊锦诗鲜有提及。

    在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敦煌文物的保护成果有目共睹,敦煌莫高窟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这样评价:“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樊锦诗曾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么一句话‘我为敦煌尽力了’。”回首她在敦煌奔忙的半个多世纪,人们早有评价。2004年央视“感动中国”候选人评语这样评价樊锦诗:“她守护国宝,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数十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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